【案情】
    2014年以來，被告人秦某以每趟港幣10萬元的報酬接受香港籍男子洪某（另案處理）等人的雇傭，先后兩次從巴西圣保羅攜帶毒品可卡因從北京、廈門入境，被告人錢某受宋某（另案處理）的雇傭在機場接應，后二被告人共同將毒品帶往深圳。具體案情如下：
 
    2016年1月28日下午，被告人秦某攜帶裝有毒品可卡因的行李箱從巴西圣保羅出發(fā)經迪拜中轉后抵達北京機場，與前來接應的被告人錢某會合后，于同年1月30日乘坐火車到深圳，由被告人錢某將毒品交給宋某指定的人員。
 
    同年4月27日上午11時許，被告人秦某再次攜帶一個黑色旅行箱，乘坐KL883次國際航班從巴西圣保羅出發(fā)經荷蘭阿姆斯特丹中轉后抵達廈門高崎國際機場，入境時選擇無申報通道通關。通關后被告人秦某在機場與前來接應的被告人錢某會合，當二被告人在機場門口欲乘坐出租車到本市湖濱南路長途汽車站轉乘大巴前往深圳時被公安機關抓獲。公安機關從被告人秦某攜帶的黑色旅行箱內6包黃色牛皮紙袋中，當場查獲夾藏于18本大相冊中吸附大量白色粉末狀物的薄棉狀白紙410張，凈重8252.4克。
 
【分歧】
    本案在審理過程中主要圍繞公訴機關指控的毒品數(shù)量及含量是否成立，即本案中鑒定人的鑒定方法是否科學合理存在不同意見。
 
【評析】
    上海刑事律師認為鑒定人將薄棉紙當成雜質計算的鑒定方法是科學的，薄棉紙在鑒定時完全可以等同摻雜于毒品中的底粉等非毒品物質，公訴機關指控的毒品數(shù)量及含量可以成立。具體理由如下：
    刑法中第三百五十七條第二款規(guī)定：“毒品數(shù)量以查證屬實的走私、販賣、運輸、制造及非法持有毒品的數(shù)量計算，不以純度折算。”但是上述規(guī)定并不意味著量刑時可以罔顧毒品質量的事實。
    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全國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規(guī)定：“對于查獲的毒品有證據(jù)證明其中大量摻假，并經鑒定后查明毒品含量極少，則在判刑時應酌情考慮。特別是當摻假之后毒品數(shù)量才達到判處死刑標準時，法院對當事人可不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發(fā)布的《辦理毒品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四項明確規(guī)定：“可能判處死刑的毒品犯罪案件，毒品鑒定結論中應有含量鑒定的結論。”
 

【法院認定】
    本案中查獲的吸附大量白色粉末狀物的薄棉狀白紙410張共凈重8252.4克，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秦某走私可卡因的數(shù)量即為8252.4克，由于本案系可能判處死刑的毒品犯罪案件，故對涉案毒品應進行含量鑒定。鑒于犯罪分子采用隱蔽的方式攜帶而具有特殊性，本案的毒品形態(tài)屬于非常態(tài)的形式。理論上如果可以將毒品和薄棉紙進行分離，再分別稱重并進一步做含量鑒定，則可以得出毒品數(shù)量及含量的準確結論。#p#分頁標題#e#
    法庭為了查明案件真相，故通知鑒定人出庭作證。鑒定人證明當其對毒品進行定性定量檢驗時，由于無法將毒品進行提純后進行檢驗，故直接把薄棉紙和毒品整體當成檢材，并通過與標準進行比對后得出結論，且鑒定時已將薄棉紙當成雜質計算。
綜上所述，由于涉案毒品和薄棉紙因技術原因無法分離后單獨稱重，薄棉紙在鑒定時完全可以等同于摻雜于毒品中的底粉等非毒品物質。故鑒定人將薄棉紙當成雜質計算的鑒定方法是科學的，公訴機關指控的毒品數(shù)量及含量成立。
 
【小結】
    通過以上案例分析，我們可以認識到對毒品的數(shù)量及含量進行鑒定時，當毒品的形態(tài)屬于非常態(tài)，即毒品與其他物品混合時，如果無法將毒品與其他物品通過技術手段分離，可以將其作為整體檢材進行檢驗，但需要將其他物品作為雜質后再確定毒品的數(shù)量和含量。

本文由上海刑事律師尤辰榮發(fā)布,原文地址:http://www.zgzmhn.cn/case/dupin/1133.html,歡迎分享.